5月中旬的深圳，空气黏得能拧出水。朱平颈后的衬衫洇出一小片汗渍，电动车带起风，吹出一圈发白的印子。从华强北骑至龙岗坂田，二十公里的路途，不下十处井盖、限宽柱或坡道路面和他有关。抽出卷尺，他挨个指出经他拍摄后修改的路面。经过的人认出他，举起手机喊“卷尺哥”。朱平不接话，手腕一翻，“唰”地一下收起了尺带。
在深圳这座超大城市，每平方公里流动着约9000名市民、2000台机动车、3000台电动自行车和180辆共享单车。砖碎了、坡道狭窄、标志牌遮挡视线，人们在路上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，大多会将其视作再平常不过的小事，“路嘛，能过去就行。”
但是这个骑着电动车送货的40岁男人觉得不对。2023年以来，以接近日更的频率，朱平持续发布城市道路问题的视频，“找茬”不下1000次。据新京报记者不完全统计，他拍摄反馈的市政问题，平均在1周左右就能得到处理，有的甚至当日就能解决。
他被网友们称为“多管局局长”“卷尺哥”，生活和道路一同被改变：涨粉三十万，成为热点新闻人物，被深圳市市长点名，被写进政府工作报告……
许多人以为他从此“春风得意”了，甚至出现模仿“找茬”道路的网红赛道。但朱平觉得，他只是一个普通的深圳市民、送货骑手，他恐惧身上被赋予的期待和内涵，也想不明白以后的路该往何处走。
回访之前反映过问题的路段，“卷尺哥”习惯用卷尺测量整改后的宽度、距离。新京报记者 胡倩 摄
“要把问题拍出来，让大家评评理”
一切原本都不会发生——如果在2023年3月那天，一位普通的送货员忍下了一个“麻烦”。
老板给朱平分配了一个跨区运送的活儿。几箱货捆在电动车后座，垒起来几乎和他一般高。从华强北的铺子出发，贴着银湖山的山脚绕行，抵达龙岗坂田街道，单程近二十公里。
那天的日头不太晒，朱平记得，骑电动车的时候，风从领口灌进去，刚好能抵消汗意。一路上几乎全是绿灯，没有交警，畅通无阻，“心情好极了。”这是他能自由支配的两三个小时，“不赶速度，合理摸鱼。”到达送货点附近时，比预计早了半个钟头。
但在一个普通路口的两根限宽柱之间，他的电动车被卡住了。朱平蹬车后退，几次摇摆着变换角度尝试进入，依旧无法通过限宽柱。
他从腰包里抽出卷尺，“哗”地量了起来。路口一共有四根限宽柱，中间两根间隔约七十厘米，“基本只能容纳一个人通过”，边上两根宽度倒是略微大一些，但凸起的坡度又有二十多厘米，“车子俯冲下去会有风险。”
这其实是一条人行道的出入口。深圳市交通运输局多次表示，在城市建设初期，深圳基本没有规划专门的非机动车道，为弥补这一短板，拟逐年按计划推进非机动车道建设。但直到现在，跟汽车、行人隔开的独立非机动车道仍然较少，电动车常常要与行人或机动车交织在一起，“‘三道合一’，这是很常见的事。”
深圳龙岗区坂田街道附近，“卷尺哥”送货时曾被四根限宽柱卡住。他拍视频反映后，限宽柱减为两根，距离大大加宽了。新京报记者 胡倩 摄
如果他将电动车调个头，骑回上一个路口，再朝旁边的机动车道开去，“麻烦”似乎就解决了。但这会牵出另一个问题：走了机动车道，他可能会被交警或电子眼抓住处罚。
他的手机里存着几十张交通罚单，最多的时候，他能连续几天收到罚单短信，“一天挣的钱全交了罚款。”最初被交警拦下来罚款，他还试着讲道理：“我是因为那边的路坏了才走这里的。”但交警只认道路规则。
于是这就形成了规则上的悖论：走非机动车道会被限宽柱卡住，走机动车道又可能面临罚款。“其实就是没有路可走嘛”，朱平有一种被规则困住的感觉，“设计得很不合理，不是吗？”
“要把问题拍出来，让大家评评理啊。”他把车靠边停下，向路人求助：“这里的路有问题，能麻烦帮忙拍个视频吗？”朱平的普通话带着显而易见的客家口音，句尾总是上扬。一个外地骑手，驮着几大箱货，车身和车尾还贴着他打印下来的、科普如何让车轮胎不打滑的宣传纸，看起来有几分不协调的滑稽。接连几个人都拒绝了他。
没办法，这件事只能由他来做了。他想起自己的车上有立式支架，可以将手机固定住。
头几次拍摄视频，朱平的声音总是不自觉地颤抖，“这其实是在干一件很危险的事，我在找交警的‘茬’。”他当时对道路建设的规则并不熟悉，以为修路由交警负责，“交警是猫，我们是老鼠，老鼠向猫指出规则不合理，这难道不是‘找死’？”
他来回拍了好多次，说话声不能颤抖、露怯，“怕交警看了觉得我底气不足”；不能讲可能引发误会的话，“怕被抓住把柄”；不能有不流畅、不自然的地方，“怕被以为是作秀”……
于是一遍遍重来。一个送货员，骑着载满货的电动车来回穿行，一次次地卡在限宽柱间，把几句带着口音的客家普通话翻来覆去地讲。旁边有人“嗤嗤”地笑，就连朱平自己也觉得，“那个时候看起来肯定很可笑。”
他坚持拍完视频，并发在自己“跨行买手”的账号上。害怕交警看完找他的麻烦，他犹豫再三，最终还是露出了自己的车牌号，“留下铁证。”
视频意外地爆了，几十万网友涌入，“不停地争吵、互喷。”行人吐槽电动自行车占道的混乱，汽车车主指责电动自行车随意穿行带来事故，电动自行车车主、三轮车主则分享被卡住的经历，有人质疑限宽柱的合理性，也有人骂他“多管闲事”“损害城市形象”……朱平第一次知道，大家对城市交通有这么大怨气。
“如果有人在评论区吵架后线下约架，我这个博主也是要担责的吧？”他赶紧删掉那些激烈的、有可能引发麻烦的回复。
一个月后，朱平又经过龙岗区那条送货路，发现四根限宽柱被拆掉了两根，“规则恢复合理了，拍视频是有用的。”
“卷尺哥”现象
渐渐地，拍“有问题”的道路视频就成了朱平的生活日常。骑过凸起的井盖、坑洼路面和推不动轮椅的坡道，他感觉不对劲，就刹车停下，仔细观察一番，再架起手机拍摄。每条视频不过几分钟，由他出镜，报出地址和具体问题，晚上回到宿舍剪去多余片段后发布，“和在流水线上打螺丝很像的。”
“我不拍，他们就不修？哪有这种道理的。”对此，朱平准备了一套“死磕”做法，遇到拍一次还“没有动静”的道路问题，下次经过时，他还会再发视频，“这么一点问题、这么长时间都搞不好，我发视频让他们觉得不好意思，就不得不改了。”
但情况比预想的乐观许多，需要他“死磕”的地点越来越少，越来越多的问题得到了解决，“甚至速度越来越快。”
2025年5月，他拍摄视频指出福田区一小区的坡道“截断”盲道，存在安全隐患。大约一周的时间，所在街道协同了多部门制订整改方案，经报备、公示，施工团队用三天时间完成了坡道改造。
有网友在他发布的视频下留言称，宝安区一科技大厦旁边的阶梯严重破损，“一脚踩下去可能陷落。”没过几天，台阶的破损被修补上了。
他因此和修路师傅形成微妙的默契。有的视频下，网友留言：“大哥，这个位置具体在哪里？”朱平顿时心领神会，这是修路师傅在“认领”活儿了。几周的时间内，评论区就会再多一条留言：“这位置修好了，你再去看看。”有的视频下，修路师傅“求饶”：“这是大工程，再给我们一点时间。”于是朱平就先按下不拍，过了几个月，他特地绕过去看，路也修好了。
“卷尺哥”的笔记本里记录了网友反馈的道路问题线索。每解决一个，他就在后面打一个“√”。新京报记者 胡倩 摄
2025年冬天，一位穿着荧光马甲的修路师傅认出了朱平，拉着他的手诉苦：“大哥，我就怕你晚上发视频，你一发，领导看到了一个电话打过来，哪怕是后半夜，我们穿上衣服就要去核查。”朱平“嘿嘿”一笑：“我也没办法，白天要上班，只有晚上有时间剪视频，剪完就发了。”
互动并不总是这样友好，私信里也经常有威胁、恐吓的声音。他为此关闭了一段时间的私信。之后，一通电话就打了过来：“你一个视频把深圳搞得翻天覆地，满意了吗？不要再拍了！”因此，当他收到深圳交通、美丽深圳等官方账号给他点的赞后，他立即截屏保存，做成了主页的封面，“这就是我的挡箭牌。有了这个，骂我的人应该会少一些吧。”
朱平希望一切恢复平静，但流量还是像潮水一样涌来。“跨行买手”的账号粉丝从几万涨到了十几万，再涨至几十万，网友给他起了“多管局局长”“深圳刺头”“卷尺哥”等诸多外号。这股热潮几乎席卷了城市的每一条大街小巷，2025年以来，深圳媒体多次报道、提及“卷尺哥”现象，将其描述为“一把卷尺量遍全城，指哪改哪”“用一把尺子丈量城市温度”……
有记者私信他采访。朱平不懂什么是采访，拿不准是好事还是坏事。与他相识多年的人形容，那段时间的朱平“很惊惶，很害怕，像是惹了祸一样”。
走红后，有MCN机构开高价想签他，约他去杭州当全职网红。他想都没想就拒绝：“我在这里拿四千块工资，去了你那里，下个月流量不好，你把我炒了，我怎么办？”有广告商几次找到他，想让他在视频中露出品牌，他也拒绝了：“我这个号是用来修路的，不是用来赚钱的。”
“我比谁都清楚，一沾钱我就完了。”朱平说，“我要是开打赏，他们随便找个人给我打十万块，然后说这是修天桥的回扣，我就得‘进去’。要是带货，他们订一万件货，退货的最后一天全部退掉，我就得赔死。”
也有外地网红找到他，想合伙“做大做强”。他见过太多网红翻车的例子，“我心想，你把我当摇钱树还是当炮灰？”他有一套自己的规矩：“这个事不能搞成帮派。各拍各的，哪个城市有问题，哪个城市的市民自己拍。搞成团伙，就离死不远了。”
一个更守规则、更和气的人
住在华强北广场后巷的朱平，每天早上八点前醒来。他的电动自行车就停在集体宿舍楼下，混在散乱排布的车群间。车是一辆相当旧的黑色老国标，许多处都掉了漆，还有一些零件也丢失了，剩下裸露的电线或空荡荡的螺丝孔。
朱平很爱惜这辆属于自己的车。停放的车辆里，只有他用黑色罩布将车笼了起来。和他相识二十年的物业大哥李涛还因此调侃：“这么破的车也值得这样搞，以为是豪车吗？”车虽破，但朱平有自己的做事规则：车座要用塑料袋套起来，防雨、防晒；为了不使车子老化太快，或者烫到屁股，不将它停在任何太阳直射的位置……这些规则全是他在十多年的送货日常中习得的。
出来打工，他没有养成抽烟、喝酒或吃吃喝喝的习惯，“那些都是有身份的人才做的，我只是个打工仔。”身边有人笑话他是“铁公鸡”，他也没有改变自己的规则。他很少点超过二十元的快餐，能喝大瓶水就不买小瓶水，一件衬衫穿到破损了才舍得更换……只有这样，他才能从四千多的月收入中攒下钱来。
在华强北广场附近的一家店铺门前，有人认出了“卷尺哥”，举起手机和他合影。新京报记者 胡倩 摄
他总是随身携带卷尺，这也是工作的一部分。朱平受雇于巷子里的一家杂货铺，不止送货，还要“全城找货”：店里来了一百双特定规格的筷子订单，他揣着样品，用卷尺和卡尺比对着不同筷子的长度、宽度：“一点都不差才能用，否则（筷子）就会卡在洗碗机里。”
从东跑到西，再用电动自行车拉货回店里，“跨行买手”的网名也因此得来。厨具、文具、日用品，一周六天，从早到晚地穿梭于城市内部，像一只勤劳的工蚁。
相较平台外卖员，这份工作胜在“不赶时间”。他是广东梅州人，初中毕业后来到深圳打工，那还是二零零几年，这样的学历和年龄，前几份工作理所当然是进厂：在流水线上，一把电动螺丝刀握在手里，抬起、放下、抬起、放下……规则就是这样，没有时间思考别的。
后来他也尝试换过城市，干的还是最基础的劳动行业，但最终还是回到了深圳，“起码在深圳，能有一个安稳的生活空间。”换来换去，最后这份送货员的工作，一干就是十多年，直到现在。
现实生活中的朱平和视频里的“卷尺哥”几乎完全一致。一年到头，他总是那身打扮，穿皱巴巴的竖格子条纹白衬衫，深色工装裤自带几个大口袋。天气热了，他就把长袖卷至小臂处，露出晒得分层的黝黑皮肤。
这身一成不变的打扮也是朱平在送货中摸索出来的规则。他起初会买白色的休闲短袖来穿，但每次往写字楼送货，保安或物业就要将他拦住，“外卖骑手不得入内。”于是他试了其他装扮：黄色的太显眼，蓝色的会被当成“蓝领”……几经试验，他挑选出一种“最好用”的这种白衬衫，一口气批发十件，不再更换新样式。
在社交平台刷到“卷尺哥”的新闻时，李涛简直不敢将他和“内向、老实”的朱平联系在一起：“他这种没有特长的普通人，也能吃上短视频的饭？”
在华强北后巷生活了十多年，附近的商店老板、楼栋内的住户都和他谈不上认识，“除了上下班，就是骑个破电动车兜风。”但大家对他的评价并不坏，生活中，没有人觉得他是“刺头”“找茬”，反而觉得他是一个更守规则、更和气的人：走路时与人保持距离、常说“麻烦”“谢谢”，见面称“靓仔”“靓妹”……
在巷里一家店面做餐饮生意的老板张充认识朱平20年了。他原本很瞧不上朱平这种过分谨小慎微的行事风格，甚至觉得他有些“神经质”。
朱平有时下班经过来吃饭，两人偶尔会说上几句话。“卷尺哥”走红后，张充找到朱平，表示想加入合伙干：“我需要流量，你需要帮手。”
这次朱平同意了，“一个人做风险太大，有个人一起当炮灰也好。”
张充给自己起个网名为“怼尺哥”，计划两人在视频中“唱双簧”，借“怼尺哥”之口说出代表修路师傅、市民的另一派观点。张充花费几千元买了一个电子屏，两人在店门口做起了直播。
朱平不开打赏或收礼物，他站在镜头前，用激昂的客家普通话念着道路规则或改路方案。张充形容，直播内容干得像“不放油的大饼”，折腾了几个月，流量没有起来，“真的一分钱都没有赚到。”
“怼尺哥”的餐馆空地原本是他与“卷尺哥”的直播场地，今年以来，场地和设备都闲置了。新京报记者 胡倩 摄
“我们现在所做的事，是不能用于赚钱的”
让朱平始料未及的是，默默修路之外，深圳市政府竟然主动“回应”了他。
2025年10月，在央视新闻“卷尺哥”的有关报道中，深圳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局长周剑明表示，深圳有一套盯着民生事项的平台和相应机制，主动从40多个互联网平台发掘线索。周剑明还称，不仅是针对“卷尺哥”，全网提到的关乎深圳大大小小的事项，“无论是建议、还是诉求、投诉，我们都会跟进建立起相应的线索征集发现机制。”
每天回到出租屋，时间都过了晚九点。朱平终于有时间刷会手机了。
私信永远是“99+”，点开就是密密麻麻的红色圆点。他的账号仿佛已经自成一个民间信访部门，有人让他去管管家门口那条路上的井盖，也有人让他曝光清理城市里的垃圾，还有人在私信里骂他。
多年不联系的老同学突然打电话来，问他什么时候发财了，要过来跟他“喝茶”。亲戚们劝他“趁有流量捞一把”，开直播、打赏、带货。他说这个号不能赚钱，亲戚们笑他 “没头脑”“放着钱不赚”。今年过年，他被这些话烦得受不了，专门躲出去过了年。
今年春节后，朱平和“怼尺哥”的合作理念愈发不同。“卷尺哥”想将赚钱、流量这类“不那么有价值的事”，和他所做的“有价值的事”泾渭分明地区分开。他反复强调：“我们现在所做的事，是不能用于赚钱的。”但“怼尺哥”不这样认为：“我们得先赚到钱，才能持续做下去，之后再从长计议。”
“他把自己‘架’起来了，就像戴了枷锁一样。”张充认为朱平太固执、天真，“他这么清高，他的黑粉就会因此不骂他吗？”他的不满中也包含着另外一层指责：“是我这个‘经纪人’把他捧起来了，是我给了最初的支持，他还不识好歹！”
如果一定要说有和“怼尺哥”合作后有什么变化，接受媒体采访也许是其中一个。张充说服朱平接受了包括央视新闻在内的媒体采访，“我安抚‘卷尺哥’，告诉他，有流量、有曝光，这是好事情。”但张充或许并不知道，朱平不仅没有如他所想的那般“感激他的带路”，反而因此十分不满：“我恨死他了，害得我现在全部忙乱了！”
两人最终不欢而散，几个月没有联系。
“卷尺哥”和“怼尺哥”闹不愉快的事不胫而走。物业保安闲聊时，李涛表示自己站队“卷尺哥”：“人家认自己的理，这也没错。他如果不是这样的性格，那又怎么会去做吃力不讨好的事嘛，你们说对不对？”
“趁现在还有效果，路能修一条是一条”
5月12日，送完上午的货，已经是下午一点钟了。他在一排小吃店铺前犹豫了许久，最后选中了一家隆江猪脚饭：“这家人最少，我们坐角落，吃完就走。”
吃到一半，猪脚饭店的老板认出了“卷尺哥”，一边喊着“大网红喔”，一边笑着递来两瓶冰水。他摆了摆手，很匆忙地扒下几口饭，逃也似地离开了。走出店门很远，他才解释：“万一被免单了，发到网上就说不清了。‘吃人嘴短’，我怕得很。”
“呦，这不是局长吗？”知道朱平走红后，杂货铺老板喊起网友给他起的外号来。朱平知道老板在揶揄自己，于是也不甘示弱地回击：“那我叫你书记，你比我官还大，能管我！”
这半年来，因为接受媒体采访、参加各类活动，朱平请假的次数越来越多。五月以来，朱平请了两次假，每次老板的脸都拉得老长。“真把自己当网红了？……还不是要指着我这点工资生活？”
出于两方面的考量，朱平不能失去这份送货员的工作：一是现实层面，按他的年龄和学历，恐怕再也找不到比这个好的工作了。二是“价值”层面，他需要在送货途中拍摄道路视频，“当全职网红风险太高，性质就从普通市民反映问题，变成故意‘找茬’了。”
朱平始终和“卷尺哥”的身份保持着相当的距离感。这一年来，众多媒体、政府工作人员与他接触，他坚持以“朱先生”的称呼出镜，不透露必需以外的个人信息。采访过程中，他几次强调自己的底线：“不能去我宿舍，更不要试图找我老板的店铺！”
无论是接受采访，还是和人闲聊，他都不愿意谈及太多有关家庭和过往生活的内容，最令李涛印象深刻的是，两人微信好友十来年，“卷尺哥”仍然对他设置了朋友圈不可见，“这小子，我不知道他叫什么，也不知道他成家了没。”或许朱平并非故意不对外展示朋友圈，他在微信签名里写道：“本来就什么也没有。”
外界的声音，无论是好是坏，他都感到有些厌烦。在与深圳相关政府部门工作人员沟通时，他曾提出“把账号转给你们来管理”，但对方拒绝了。赌气之下，他忍不住说：“那你们把我的账号直接封了吧。”对方依旧是和和气气地回复他：政府没有这个权限。
“拧巴”的念头作祟，朱平开始盼着自己的账号被封。他高高地挑起眉，抬头挤出几道深深的横纹：“怎么会火呢？我完全没想到。”他的双臂大幅地比画、摆动，语调急促地重复：“路是公家的，这里坏了，那里错了，我把不对的地方指出来，让他们把规则改对，这是不是很普通的事？”
5月13日下午，“卷尺哥”骑车从龙岗区的天桥上经过，这是他很熟悉的一条送货路。新京报记者 胡倩 摄
2026年2月9日，深圳市七届人大七次会议上，深圳市市长覃伟中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，“卷尺哥”现象彰显了城市善治与市民共建的双向奔赴。人民日报、新华社等媒体也“点名”了“卷尺哥”。
朱平“松了半口气”，他告诉新京报记者，他算是有了新的“护身符”：“深圳还是可以的，修路师傅也很给力，不然我也是干不下去的。”
不满过后，干活依旧。只要号还在一天，他就还得拍，“趁现在还有效果，路能修一条是一条。”他自费学习剪辑软件，又添置了许多新的设备：一个能贴着地面拍出细节的低位三脚架，一台收音设备，还有一部安卓手机——为了避免录制视频被老板打来的查岗电话打断。太多人提起他上央视的经历，于是朱平索性将账号名字从“跨行买手”改成“央取卷尺哥”（央视取名的卷尺哥）。
今年起，朱平和深圳电视台《第一现场》做起了固定直播。每周日，电视台的车会来接他。他套上浅黄色的广电马甲，带上几名摄像和主持人，车走走、人走走，边走边讲：“这条路没做防滑……突出的这个位置应当贴个反光标。”不用自己架手机、拍剪视频、来回骑行几十公里，他觉得身体和心理上都轻松不少，“我甚至希望把流量全部引给他们，或许以后我就不用再拍了。”
晚高峰了，华强北的电动自行车将路挤得水泄不通，车灯连成一片橙红色、亮金色的海洋。他拧动把手，骑入川流不息的电动车流中。一个穿着衬衫的骑手远去，像一滴水重新汇入大海，很快就看不见了。
（应受访者要求，文中朱平、李涛、张充为化名）
新京报记者 胡倩
编辑 胡杰 校对 李立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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